
近期,由于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加,一些国内企业为了降低成本、规避风险,加速产能向东南亚转移的进程。不过,因面临投资所在国用地、用工、政策不稳定和文化、法律差异等困难风险,一些企业仍在观望,真正把这一想法付诸行动的企业目前还不多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,应采取更多措施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。
中国企业家肩负民族和国家的使命,必须夙夜在公张维功经过十几年创业,对于企业家的理解自然更加深刻。他认为,他以及上一代人尝过贫穷的苦头,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,所以有更强烈的意识去做出改变,从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要用自身的努力和勤奋去改变——过去改变的目标是改变个人的生活境遇,而现在则更多思考如何把中国的企业做成世界一流的国际优秀企业,将个人奋斗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之梦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依据张良伦在接受《中国企业家》独家专访时的讲述,之所以最终决定做一个独立的APP贝店,而不是基于当时的贝贝网来转型,是因为他发现社交电商在品类选择上有一定的独特性,食品、家居用品等更容易获得用户关注,“母婴用品不一定适合”。目前云集用户大多集中在三四线城市,贝店更为下沉,偏向更低线的城市,环球捕手则聚焦一二线城市中产人群。
但是,这种司法上的“特事特办”,也不是长久之策。事实上,无论“萧山五青年案”,还是“黄兴案”等,更多靠的是“曲径通幽”而非“突破”,适用的是《国家赔偿法》中的“协商条款”,国家赔偿决定书也注明“通过协商赔偿”,而非更为名正言顺的法定赔偿。同样是再审改判“超期羁押”,有的得到赔偿,有的吃闭门羹,国家法制统一难免受到影响,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不公平。从长远看,应对《国家赔偿法》作出新一轮修订,将经再审改判有罪但超期羁押的情形,也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。
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之际,它出版了名为《你有多懂你的总统》的短视频,据称当周接触的读者数量“超过官网一个月的总和”。(类似地,Bloomberg 也应验了这个玩法:他们在 Instagram Stories 发布长视频,其中 75% 内容夹杂数据新闻团队制作的图表和统计,其余则是名人名言和简短新闻故事,这让账号粉丝增长了 400%。)
“危机之后,为应对信用收缩,美联储通过购买大量国债来实施QE;但如果是在常态货币政策框架下,国债操作尽管量比较大,其实背后跟现钞发行相关。在中国,现金发行的基础是国家掌握的物资,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央行大规模直接购买国债的意义不大。”孙国峰指出。